畜牧家禽網 時間:2010/9/25 15:19:00 來源:南方都市報 閱讀數:
坐到餐臺前,面對滿桌飯菜,首先關心的不是它們的蛋白質、維生素含量,而是憂心其中鉛、汞、鉻、砷、鎘是否超標,這絕非少數人的矯情。
它們從人類制造的污水中流進土壤,進入農作物,最后潛伏于人體內,醞釀著重金屬危機的一次次爆發。在現代化軌道上狂奔多年,驀然回首方覺,人們不時跌落到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搭建的人類需求金字塔的第二層———安全需求。
“污染一次,遺害萬年”
天津市農業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正致力于污灌土壤蔬菜中鎘的減量技術研究。簡單而言,就是選擇鎘吸收能力相對較弱的葉類蔬菜,并結合生產中的土壤修復技術,*限度地降低蔬菜的鎘吸收量。
之所以選擇葉類蔬菜,是因學界公認,在所有農作物中,其最易受重金屬污染,而鎘,是導致天津土壤污染中最為重要的重金屬之一。
蔬菜中的重金屬,20多年來的監測,顯示出一條令人憂心的軌跡。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天津資環所現任副所長王正祥就曾參與過天津市園田土壤和蔬菜中8種重金屬,即汞、銅、鋅、鉛、鉻、鎳、砷、錫的含量狀況調研。調查結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種重金屬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達到背景值的30多倍;而污灌區土壤,8種重金屬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鎘超出10倍,汞超出125倍。
土壤中本來含有一定的重金屬,未受外界污染的土壤的重金屬含量稱為土壤背景值。
王正祥等人的調查還顯示,蔬菜中重金屬方面,污灌區蔬菜中5種重金屬含量高于遠離城市污染源土壤,其中鎘和汞超標2倍多。整體上看,蔬菜中重金屬含量尚未超過食品衛生標準,但這種積累的趨勢值得警惕。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農業環境保護管理監測站的研究人員再次鎖定污灌區蔬菜。他們從天津的東麗區、西青區和武清縣這三個重金屬污染相對嚴重的污灌片區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黃瓜樣品進行重金屬檢測。結果發現大白菜中,43%的汞超標,23%的鎘超標。而部分樣品的鉛屬于輕度污染。說明污灌區蔬菜中重金屬開始威脅到人類的健康。
天津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王祖偉,近年持續關注土壤和農作物重金屬污染。2006年,他指導研究生李宗梅,從東麗、西青等7個區縣的污灌片區采集土壤和小麥樣本并檢測分析重金屬的分布情況。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土壤中鎘和鋅含量超標;小麥穗實樣本中,66 .7%的鎘含量超標,*超標1 .33倍。鋅,也有一個樣點超過食品衛生限量標準。
這些數據,并不會隨著時光流轉快速過期。因為重金屬隨污水進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層后,不易轉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渾然一體,難以剔除。現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將重金屬轉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復劑穩定重金屬,或利用表面活性劑清洗土壤等技術手段,大多處于試驗階段,加之治理費用昂貴等因素,真正用于工程的成熟方法很少。
因而重金屬對土壤,可謂“污染一次,遺害萬年”。
污灌區高歌猛進
污灌導致的土壤污染問題,是天津農業的一大頑疾。2003年的數據顯示,天津污灌面積為9萬公頃,占全市灌溉面積的22%.
天津的污灌區主要有三個,南排污河灌區、北排污河灌區和北京排污河灌區,南排污河從城西流到城南,以生活污水為主,兼有工業污水。北排污河從城東城北流過,主要接納冶煉、化工等工業污水。而北京排污河主要接納的是北京的工業污水,途經天津北部的武清縣、寶坻縣、北辰區等。三大排污河的終點是同一個,渤海灣。
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天津乃情勢所迫。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河流縱橫,但嚴重缺水,每畝水資源擁有量僅為260立方米,只有全國畝均擁水量的15%.天津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王祖偉說,這主要是因為海河上游水庫眾多,水到天津段,所剩無幾。
公開資料顯示,天津農業年均耗水約12億立方米,占全市可供水資源量的半數,因為灌溉方式粗放,水利用效率不高,農業用水實際需要24億-28億立方米,而每年能夠提供給農業的水量僅為15億立方米。
與農業的水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與日俱增。
天津是老工業城市,從洋務運動的軍用工業起步,如武器與船舶制造,冶煉、化工、鐵路、電信等,后逐步向民用工業傾斜,如棉紡、染織、面粉、制油、造胰、煙草、造紙等,催生了一串中國第一:第一臺電視機、第一輛自行車、第一輛汽車等。改革開放后,特別是濱海新區開足馬力后,天津工業迎來又一個春天。作為伴生品,工業廢水不斷增加,2003年的排放量是2億多噸,成為企業與社會的沉重負擔。
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富含氮、磷等營養物,且一定含量的重金屬有利于農作物生長,自然成為補給農業用水的不二選擇。
天津的困局是全國特別是華北地區的縮影。中央從1956年便倡導污水灌溉,1957年將其列入國家科研計劃,1959年確立“變有害為無害、充分利用”的原則。之后,全國陸續形成五大污灌區:天津污灌區、北京污灌區、遼寧沈撫污灌區、山西污灌區、新疆石河子污灌區。
有現實需求和政策鼓勵,全國污灌面積節節攀升:1964年4.2萬公頃,1976年18萬公頃,1980年133萬公頃,1991年306萬公頃,1998年362萬公頃,占全國灌溉總面積的7.3%,其中85%在缺水的北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礦區附近。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萬洪富說,這兩類地方的農作物重金屬污染問題都比較嚴重。
從“補品”到“毒品”
天津南排污河旁于臺村58歲菜農馮玉江記得,他還是孩子時,全村人就用南排污河的水澆地,有人還會從河里挖污泥鋪到田里當肥料用。那時河水大多來自廚房、廁所、洗衣盆,富含氮、磷等,且有鉻、銅等一些植物生長所需元素,是莊稼不錯的“補品”。
大量文獻資料顯示,起初,污水所過之處,莊稼長勢喜人,污灌被視作一舉兩得的好辦法,既給工業和生活污水找到出路,又使農業增收,它對生態環境的殺傷力則被忽視。遼寧沈撫灌區曾作為污灌典型向全國推廣,沈撫灌渠被當地人稱作“大米河”。
大好形勢沒能一直延續。馮玉江記得,南排污河逐漸變得黝黑、惡臭,有時又像水墨畫,出現大片大片的紅、黃、藍等色,西紅柿、黃瓜等蔬菜有種難以言表的怪味。在他印象里,轉折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沿河陸續冒出很多工廠,當時于臺村即有十數家,有生產自行車的,有做電鍍的。而電鍍廠,恰恰是排放鎘等重金屬的大戶。于是,于臺村一帶隨之成為研究天津污灌區土壤和農作物重金屬污染的理想地點之一。
1974年,中科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發現,使用工業廢水多年的沈陽張士污灌區的大米遭到鎘污染,糙米鎘含量最高達2.6m g/kg,后來嚴重到完全不能食用、只能用來制作漿糊,張士污灌區只好改做開發區。
農產品重金屬污染已是全國性問題。1997年,農業部環境保護所對24個省市的320個污染區的農產品進行調查,發現小麥、玉米重金屬超標率高,分別為15 .5%和14%,以汞、鉻、鎘、砷等為主,在污灌區尤顯突出,如張士污灌區小麥重金屬超標率為27%.
今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案稱,農產品出口因重金屬超標而被退貨的事屢有發生,損失達數十億美元。
改善污灌并不容易。2008年,天津市對南排污河進行全線治理,包括淤泥清理、河段固堤、堤岸綠化等,北京奧運會那段時間,水質驟然變好,但很快又大步倒退。當地媒體報道稱,那是因為沿線企業入河污水口設置混亂,加之部分工業園區未按要求建成集中污水處理設施,或處理能力不足、排水管網建設滯后等原因,向河內偷排生產廢水的事情屢屢發生。
“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于臺村村民張希福說,附近一家大型化工廠大概一周偷排一次水,有時是藍水,有時是紅水。
重金屬污染對農作物的改變不只是品質,還有數量。它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會抑制農作物根系的生長和對營養的吸收。一組經常被學界引用的數據是,全國有2000萬公頃耕地受重金屬污染,糧食每年因此減產1000萬噸,受污染1200萬噸,兩項合計每年至少損失200億元。
于臺村西邊的小南河村,與一家化工廠為鄰多年。村民們說,化工廠把廢水直排河道,用這種水澆地,玉米經常成片成片死掉。
無獨有偶,2009年,因為煉鉛企業違法排污,湖南省郴州市嘉禾縣廣發鄉金雞嶺村的莊稼幾乎絕收。干癟瘦小如麥穗的玉米,橘子一般大的黑黑的柚子,被攝影師盧廣收入鏡頭,畫面令人過目難忘。
缺乏約束的污水
污灌本不該成禍首。美國、前蘇聯等的污灌比中國起步更早,以色列后來居上,1/3的農業用水是污水,但這些水都經過嚴格處理,重金屬含量大大降低,達到了安全使用的標準。
污灌水質問題很早已引起中國關注。1961年曾出臺《污水灌溉農田衛生管理試行辦法》,但從中國污水處理率看,這個辦法沒能真正發揮作用。1974年全國污灌會議上,沈陽的專家鄭重提出:污水灌溉必須有條件,農田不是垃圾堆,不能不加限制地污灌。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大部分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仍不加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直到1998年,全國污水處理率不足30%,2007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為63%,鄉鎮企業的污水處理率要低許多。
1985年,農業部首次發布《農田灌溉水質標準》,1992年和2005年兩次修訂,對農田灌溉水質要求、監測和分析方法做出具體規定。現行版本中,汞、鎘、砷、鉻、鉛的含量都有要求。
污灌涉及環保、水利和農業等多個部門,但在哪個部門都屬于邊緣問題,哪個部門來監管農田灌溉水質,如果使用不合標準的污水澆地會受到何種處罰,并無相應的法規進行約束,更談不上長遠的發展規劃。由此,《農田灌溉水質標準》的實際效用不難推想。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污灌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論和技術支持,不同作物、不同土壤適應何種水質的污水,還停留在泛泛而談的階段。
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種類、品種及同一植物植株的不同器官組織對重金屬的吸收及蓄積能力差異巨大,比如砷污染土壤中生長的水稻,根部砷含量很高,米粒砷含量則相對較低。土壤的性質也會直接影響到重金屬的生物活性和毒性。一般來說,酸性越強的土壤,重金屬活性越強,越易被農作物吸收。
因而,污灌區的利用,一方面要合理選擇灌溉對象,食用根、莖、葉的農作物和中藥材、綠色食品不宜污灌,高粱、玉米等高稈植物,棉花、林木等非食用植物可適量污灌;另外要合理選擇灌溉時間,優先順序為播種前、非苗期,苗期,小麥、水稻等灌漿時應杜絕污灌;有條件的地方,應實行清污混灌或輪灌;喀斯特地區和沙地不宜污灌;醫藥、生物制品、石油煉制等行業所排污水不宜灌溉。
但在維普、萬方數據庫輸入“污水灌溉技術”這個關鍵詞,只跳出40多篇論文,真正結合實際研究污水灌溉技術的只有寥寥數篇。農民們則摸著石頭過河,總結出一些簡單的辦法。馮玉江說,如果水質看著太差,就把水抽上來沉淀一段時間再澆地。
近年城鎮化高歌猛進,高樓大廈和柏油馬路像攤煎餅一樣吞沒大片耕地,近在咫尺的傳統污灌區首當其沖。馮玉江所在的于臺村,原先人均1.5畝地,現在只剩人均二分多地,可能很快也會被征走。
天津污灌區如今實際面積幾何,天津農委、天津水務局、天津市環保局等相關單位都不愿向南都記者透露,至于污灌區農作物重金屬污染的最新數據,更無法從官方獲取。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萬洪富說,農作物重金屬污染問題關系到食品安全,比較敏感,了解實情并愿意透露的人很少。
“呼吁20年,仍是老樣子”
重金屬一旦進入農作物,深深嵌入細胞之內。王祖偉說,無論是浸泡、沖洗、蒸煮、煎炒,都無法將其減少或剔除。
而它們通過食物潛入人體后,如在土壤中一樣,不易排出或者分解。國際公認,毒性*的重金屬有5種,鉛、汞、鉻、砷、鎘。
鉛,直接傷害腦細胞,特別是胎兒的神經系統,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另外容易致癌、致突變;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臟,對大腦、神經、視力破壞極大;鉻是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能增加膽固醇的分解和排泄,鉻中毒一般由六價鉻引起,過量攝入六價鉻,腎和肝會受損,胃腸受刺激、潰瘍、痙攣甚至死亡,長期大量接觸六價鉻,接觸部位易現潰瘍等不良反應;砷,急性中毒會導致人在數天甚至數小時內死亡,慢性中毒則易誘發肺癌、皮膚癌、膀胱癌等;鎘,在人體內形成鎘硫蛋白,有選擇地富積于腎和肝中,易引發腎病,且易阻礙骨骼代謝,造成骨質疏松、萎縮、變形等癥狀,如日本的痛痛病。
透過血清和頭發,即可窺探到體內重金屬是否超標。而這種隱蔽的污染是長期的,一旦爆發,觸目驚心。1980年沈陽市調查發現,沈撫污灌區居民普遍存在白血球增多、肝腫大、慢性胃炎、貧血、高血壓等疾病,其中以肝腫大尤為突出,檢出率達10.6%,是清灌對照區的26倍。
需要說明的是,損害沈撫污灌區居民健康的不只是重金屬,遼寧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的學者分析認為,污水灌溉帶入農田的污染物大于農田自凈能力時,其中的硫化氫等有害氣體、病菌、寄生蟲卵等會對該地區環境衛生造成污染,危害人體。
作為人類健康一大殺手,重金屬危機爆發頻繁。遠如日本的痛痛病和水俁病,近如陜西省渭南市華縣龍嶺村長時間食用砷、鉛嚴重超標的核桃等,成為癌癥村;因為農作物砷、鉛超標,去年以來,陜西鳳翔、四川內江、湖南郴州等地數千人血鉛超標、鎘超標。
治療重金屬中毒,常常使用螯合療法。即注射某種螯合劑,與體內重金屬相結合,然后隨著尿液和糞便排出體外,需要時長達1-2年。而重金屬對各種器官造成的慢性毒害,以及由此在人們精神中留下的陰影,遠非幾年能夠消除。
重金屬染指的不只是農作物,還有水產品、豬肉等。
資料顯示,2005年,江蘇省環境監測中心對省內四大湖泊水產養殖區及近海水域水產品質量進行調查,約四成樣品鎘、鉛、汞等重金屬含量超標,其中27%受到中度乃至重度污染。2009年,遼寧甚至專門試行“出口活貝類被國內檢測機構檢出貝類毒素和重金屬超標調查處理工作程序”。
而豬肉中的重金屬,則大多是人為故意,在廣東高級畜牧師梁皓儀看來,這個問題比瘦肉精更嚴重。
梁皓儀說,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量高銅、高鋅、高鐵等被加入豬飼料,比如高銅,超標10多倍是常事。因為有外國公司和研究者大肆宣揚,增添這些重金屬,可防止小豬腹瀉及促進生長,使豬膚色紅潤。“這些說法很不科學,對于細菌性拉稀,加重金屬有點作用,但很多拉稀是病毒性的,這沒有任何效果。”
豬飼料中添加重金屬的做法是舶來品。比如高銅,早在40年代即被英國用于豬飼料中,但后來研究表明,其在飼料中的含量超過一定額度后,會影響豬肉品質和安全。許多國家遂禁止或限量使用,中國采用的是后者。
雖然過量添加重金屬的危害已是老生常談,但并不影響中國豬飼料企業的熱情。梁皓儀用“愚昧”二字作評,“毛細血管充血,全身變得紅潤,脫毛,糞便發黑,這些都是典型的重金屬中毒癥狀,但卻被當做身體健壯的表現。”
而且,很多用電鍍廢棄物生產的硫酸銅被加入豬飼料,“這種硫酸銅的安全性無人監測,但毫無疑問,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質。”梁皓儀說,“重金屬問題,我呼吁了20來年,但還是老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