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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廣東省扶貧工作規劃，今年是“雙到”扶貧攻堅決勝之年，到了檢驗各幫扶單位能否順利實現“雙到”扶貧計劃的時候。

　　檢驗工作成效不僅僅要看年人均純收入和村集體收入等指標，關鍵還要看是否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增強扶貧對象自我發展能力，尊重扶貧對象的主體地位、激發貧困地區內在活力，讓貧困群眾真正實現自我脫貧致富。

　　如何讓貧困群眾告別過去那種扶貧隊一走就返貧、“人走茶涼”、“曲終人散”的局面，打造一支永遠不走的扶貧工作隊自然成為考驗各有關部門工作能力最為緊要的標準。這不僅事關“雙到”扶貧成敗，也事關黨委、政府的威信。

　　湛江廉江市長山鎮瑞坡村貧困戶林家森今年過了一個幸福的春節——不僅住進了新房，還迎回了離家出走的妻子。

　　扶貧“東風”刮到瑞坡村后，林家森和村里的貧困戶一起成為養雞專業戶，他跟林國聯、林濟軍等幾個貧困戶一起養了6000只雞，還從村委會的養殖基地里獲得了1600元的分紅。

　　去年，在幫扶單位深圳市國資委的幫助下，林家森拿到了1.5萬元的三級財政危房改造金，加上向親朋好友借的4萬元，他告別茅草房蓋起了近百平方米的新房。離家出走的妻子也回到家里，和他一起干起了養雞事業。

　　打造扶貧造血項目

　　深圳市國資委投資2000萬元興建長山生態養殖基地，推動8條貧困村8000名貧困戶發揮自身養殖優勢，帶來更加可觀收入

　　記者長期關注扶貧，采訪調研過幾十個扶貧點，其中深圳市國資委系統投資2000萬元幫扶建立的長效扶貧造血工程——長山生態養殖基地是最有氣勢的。

　　這個基地負責為深圳市國資委系統幫扶的8條貧困村集中提供飼養1個月左右的小雞，在提高雞苗品質之外，也避免了過去村民養雞初期死亡率高的風險，被當地貧困群眾稱為“扶貧母雞”。

　　湛江農業局副局長、扶貧辦主任呂雨認為，這個項目是湛江乃至全省“雙到”工作項目中投資*、成效最為顯著的項目。

　　每村各不相同，為什么會把8條村放在一起幫扶呢？深圳市國資委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主要是考慮到廉江貧困村普遍工業不發達、農業基礎設施落后、散打散鬧的小農經濟現狀，以產業扶貧為抓手，為貧困村、貧困戶脫貧制定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幫扶項目，著力壯大集體經濟入手，發揮產業輻射的帶動作用，提高群眾經濟收入。

　　經過反復調研論證，幫扶工作組認為廉江地區山多林茂、空氣清新，疫病不易爆發，農民有養雞的良好傳統及豐富經驗等特點，投資2000萬元在長山鎮勿曲村興建大型“造血型”項目——長山生態養殖基地，并在當地注冊企業，采取“公司+基地+農戶（貧困戶）”的模式，從而推動8條貧困村8000名貧困戶參與養殖湛江三黃“走地雞”，并申請注冊名為“長山一號”。

　　記者在瑞坡村采訪時看到，當地貧困戶主要采取兩種模式來養雞：一種是在村中果園里劃定養殖基地。這種養殖規模較大，村里貧困戶按照日程安排值班養雞，一般一個貧困戶每月只需要參與勞動兩三天，并不影響自己勞動時間。此外，在基地養雞的同時，貧困戶也在自家養雞。

　　幫扶單位則發揮自身優勢，利用國有企業市場資源和雄厚的技術力量，形成“產、供、銷”一條龍服務，承諾貧困戶每飼養一只雞給予5元錢的利潤。比如貧困戶一年分三批養5000只雞計算，就可獲得2.5萬元的經濟收入。

　　該項目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他們已經成功養殖50萬只“長山一號”走地雞，已為貧困戶支付了200多萬元的養殖利潤。預計今年在欄雞只可達100多萬只，為貧困戶帶來更加可觀收入。

　　建立長效激勵機制

　　長山生態養殖項目聘村民當飼養員，所獲利潤全部分配給他們，激勵機制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超七成貧困戶參與了養雞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尊重扶貧對象的主體地位，通過幫扶讓貧困群眾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才能真正激發貧困地區內在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檢驗工作成效不僅僅要看年人均純收入和村集體收入等指標，關鍵還要看是否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讓貧困群眾真正實現自我脫貧致富。

　　而長效機制的建立至少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是政府層面，主要體現在投入和責任機制的建立。兩年來，我省已經在這些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比如頒布了自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廣東省農村扶貧開發條例》，為規范農村扶貧開發，加快農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脫貧致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和社會和諧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而《廣東省扶貧開發“規劃到戶責任到人”工作考核評估辦法》則從制度上保障了要把扶貧開發“雙到”工作作為各級領導干部年度政績考核、選拔任用和獎懲的重要依據。

　　依據考評辦法，實施工作倒逼機制，對有扶貧任務的市縣和有定點幫扶任務的部門單位年度扶貧開發工作情況進行考核，形成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一級支持一級的工作機制，做到人人身上有擔子、個個肩上有壓力。

　　而第二個層面的機制在于如何在群眾之中形成脫貧致富的內動力。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實施了“競爭性”幫扶理念，讓貧困對象通過競爭方式獲取項目、資金、技術、崗位等外在扶持機會，并通過自身努力，達到脫貧致富的目的，在幫扶對象間形成你追我趕的致富氛圍，使幫扶對象從“要我富”向“我要富”轉變。

　　比如長山生態養殖項目采取“公司+基地+農戶”的方式，聘請村里有養雞經驗的貧困戶做飼養員，其余的貧困戶通過勞動入股來雞場當飼養員。成雞3個月出欄后，由深圳市場按每只雞45元的價格統一收購，所獲利潤全部分配給飼養員。按其雙方約定，活雞出欄后每只雞按5元分紅給飼養員，如果成活率超過95%，多出的雞收購價為6.8元/只，達到97%以上則多出的雞收購價為10元/只。飼養員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只要養活雞就按只計賺，虧了由公司負責。

　　利潤激發了當地群眾的積極性，當地超過七成的貧困戶參與了養雞項目。

　　不過，競爭性扶貧機制的建立，同樣也需要避免“過度”的危險，比如，一般扶貧中采取的扶持大戶的方式，但大戶往往從追求利潤*化考慮，很容易出現帶動貧困戶有限的現象，且扶貧資金投入后，權屬較為模糊，此種方式難以體現扶貧資金的公益性。

　　規范持續發展方式

　　為保持項目可持續性發展，他們注冊企業并納入深圳國資系統運營，同時派員管理并“傳、幫、帶”，讓致富之技長留當地

　　以往的扶貧，將項目建好以后即交給當地鎮村干部去經營管理，絕大多數以失敗收場——要么關閉，要么成為個別人的私產。

　　南方日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我省不少地方都面臨著扶貧項目股權是否移交、是否調整、誰來繼續經營等后續難題。

　　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扶貧項目生產受到少數當地人干擾的現象，甚至對扶貧項目進行盜搶。有些人把扶貧項目當成一條肥牛，都想著損公肥私撈一把。這種思想和認識使得貧困群眾對于扶貧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

　　深圳市國資委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為了杜絕這種現象的出現，他們從一開始就“留了一手”，比如長山生態養殖基地，他們就通過在當地注冊企業——湛江長山（深圳）生態養殖有限公司，將其納入深圳國資系統長期運營。他們還從機關和企業派出多名管理人員及技術骨干進駐當地，全權負責項目前期調研、規劃、設計、建設及公司運營管理、產品銷售等方面的工作，其中駐村人數多達27名，全力配合養殖基地負責指導各貧困戶的開展工作。

　　在幫扶干部的努力下，通過“傳、幫、帶”，將深圳的科學管理理念帶到貧困地區，使項目經營納入規范化的管理范疇，并且帶動培養當地一大批技術能手和管理專才，使得當地群眾有了靠自己雙手致富的一技之長。

　　其實，如何讓幫扶項目實現長期效益，不以最終的失敗收場，不成為個別人的私產，確實考驗著各有關部門責任和智慧，也讓各地幫扶單位發愁。

　　比如，在“雙到”扶貧工作中，不少幫扶單位為了增加村集體收入，都采取了購置商鋪的方式謀求長期穩定收益，但這必須確保幫扶單位走后村干部無權私買房產。

　　記者了解到，湛江、肇慶等地都采取了相關限制措施，比如將房產證抵押在扶貧系統，或用合同限制不能低價出租甚至一租幾十年的現象出現等，目的都是為了限制個別人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