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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伊始，中央發布了今年的“一號文件”。與往年一樣，今年的文件依然與農業相關，而其中最為養殖行業關注的，當屬文件首次提出了“家庭農場”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涉及到土地流轉、農業現代化與規模化等問題，并且可能影響到未來農牧行業的發展模式。一些敏感的業內人士立即意識到，中央鼓勵發展“家庭農場”，也必然會對肉雞養殖行業產生巨大影響，在行業飽受“速生雞”、“抗生雞”事件困擾的當下，或許也會帶來新的機遇。

　　“家庭農場”：未來中國農業經營主體

　　2013年的“一號文件”特別重視農村經營體制，其目標在于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在文件第二十五項分工中明確提出，要“繼續增加農業補貼資金規模，新增補貼向主產區和優勢產區集中，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

　　對于“家庭農場”這一概念，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負責人的解釋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家庭農場在國際上其他國家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運作模式。美國實行土地私有制，早在1820年就確立了低價出售土地給農戶，發展家庭農場的經營體制。隨著家庭農場的不斷發展，其數量逐漸減少，規模則逐漸擴大。上世紀30年代美國有超過600萬戶家庭農場，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數量已跌至200多萬。相應地，農場平均用地由147英畝增至457英畝。另據統計數據，占農場總數的25%的大農場生產了全國農產品總量的85%，這一比例也在逐漸攀升。美國采用的是大中型家庭農場的模式，法國則主要是中型家庭農場。而在亞洲國家，采用家庭農場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受限于國土面積和資源，其采用小型農場的模式。但是無論規模大小，家庭農場的核心特征都是規模化、集約化和商品化生產經營。這也是其有別于傳統農戶生產的最本質區別。

　　盡管家庭農場這一概念今年首次出現在“一號文件”中，但在這之前全國各地都已經開始對這一模式進行試點經營。近年來，上海松江、湖北武漢、吉林延邊、浙江寧波、安徽郎溪等地都在積極培育家庭農場，在農業部確定的33個農村土地流轉規范化管理和服務試點地區，已有家庭農場6670多個。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土地私有制、成熟的商業化運作、高度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等特征，我國這些試點的家庭農場仍處于起步階段。但可以認為，家庭農場模式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經營的主體，因為這種模式符合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需求。

　　首先，相對于傳統農戶的生產模式，家庭農場的標準化、規模化和機械化程度明顯更高，更加具有現代農業生產的特征，將極大地促進我國農業生產整體邁入現代化。其次，隨著家庭農場生產規模的擴大，其平均生產成本逐漸降低，有助于農民增收，加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如果我們再把目光集中到肉雞養殖行業，也不難發現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肉雞養殖模式能夠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

　　家庭農場升級：“公司+農戶”模式

　　目前我國白羽肉雞行業主要采用兩種養殖模式，一種是龍頭企業“一體化”模式，另一種則是“公司+農戶”模式。由于一體化模式對于公司規模和資金投入的要求很大，因此“公司+農戶”模式被許多中小規模的肉雞養殖企業所青睞。二十多年來，這種模式也為中國白羽肉雞行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近年來這種模式也遭受到一些詬病，其原因包括監管乏力頻發食品安全問題、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挫傷農戶積極性，以及誠信缺失，違約時有發生等。如何改良“公司+農戶”模式，已經成為白羽肉雞行業探索已久的問題。當今年“一號文件”高調鼓勵發展家庭農場之后，不少業內人士便意識到，這將成為白羽肉雞養殖發展的新機遇。

　　首先，傳統的“公司+農戶”模式中，農民是生產主體，作為雇工為公司干活，其積極性非常有限。而一旦主體變成了家庭農場，其生產活動是為了自己，積極性必然有所提高，對產品的質量也會更加重視。

　　其次，正如上文所述，家庭農場在生產的標準化、機械化和規模化水平上，都要高于傳統農戶，加之市場抗風險能力強，公司若與家庭農場合作，更能保障生產的規模、質量與穩定性。

　　實際上，廣東溫氏集團早已開始試水“家庭農場”的模式。據了解，溫氏集團在此前肉雞養殖中一直使用的是傳統的“公司+農戶”模式，但近年來農戶生產的效率一直無法提升，農戶的收入增長增速也在放緩。加上農村用工荒、環境污染等因素，促使溫氏集團轉變了模式，將“公司+農戶”升級成為“公司+家庭農場”。通過信息化、機械化和規模化改造，提高了傳統農戶的生產效率，同時更加便于監管。另一方面，在家庭農場模式下，農民的生產效率提高了，其絕對收入也有所增加，在一定意義上也緩解了傳統“公司+農戶”模式下，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帶來的問題。

　　對此，協會的態度也是一致的。2月25日，在肯德基中國“雷霆行動”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畜牧業協會副秘書長兼禽業分會秘書長宮桂芬女士就明確表示，未來，白羽肉雞的養殖模式將從以“公司+農戶”為主逐步向“公司+家庭農場”以及“公司+自養基地”轉變，產業將向著標準化、規模化的方向加速發展。

　　肉雞養殖業：仍需總結不足，探索新模式

　　“家庭農場”模式固然有望為我國的白羽肉雞養殖行業注入新的力量，但我們仍需關注問題的本質和核心，即為何“公司+農戶”模式在我國產生了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作為全球*的雞肉生產國，美國的肉雞養殖近90%都采用“聯營合同制”，采用一體化模式的不到10%。其基本形式是，公司和養雞戶簽訂生產合同，養殖戶負責投資建場及設備、勞動力，由掌握了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專業公司以合同形式將養殖戶納入其組織系統。公司負責提供雛雞、飼料和藥品、疫苗和技術服務，養雞戶只從事飼養管理、生產經營。生產的肉雞按合同價全部收回屠宰，按產品數量和質量支付養殖戶飼養報酬。養雞戶承擔生產風險，公司承擔經營風險。這與我國采用的“公司+農戶”模式基本一致。但由于兩國在社會和行業發展上存在差異，這是我國“公司+農戶”模式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

　　首先，兩國企業發展處于不同階段，市場基礎也不同。美國市場經濟歷史久遠，企業早已發展成為現代企業；而中國多數企業仍帶有古典企業色彩，其所有權和經營權是統一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也相對落后。盡管部分上市企業已經初步具備現代企業特征，但畢竟發展時間有限，仍不能與美國企業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肉雞養殖企業在技術、資金運作、管理等領域的水平能力均很有限，因此對于“公司+農戶”模式的操作不如美國那么嫻熟和完善。

　　其次，兩國各自的“公司+農戶”模式，在利益分配的機制上也存在一些差異。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分配機制中更加重視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分享，而不是簡單的與農戶建立起買斷關系。在這種分配機制中，農戶提供肉雞，企業在對肉雞加工銷售之后，獲得的利潤有很大部分會償還給農戶。同時還有部分肉雞加工營銷企業會直接在農村建立產品基地，與農戶合作進行肉雞的深加工。而反觀國內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利益關系，企業分配到大多數的利益，而農戶得到的仍然是小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不少農戶參與其中的積極性。加之產品深加工發展的落后，農戶更加難以從中分配到更多的利潤。

　　最后，社會和教育發展的差異也催生了誠信問題。美國是典型的契約社會，無論是企業還是農戶，在生產和利益分配過程中都嚴格按照合同規定的內容執行，一旦有一方違反了合同條款，便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而坦率地說，中國目前的社會誠信問題比較突出，公司也好，農戶也好，都存在各種形式的違約行為。據統計，我國“公司+農戶”模式中農戶與公司簽訂的銷售合同履約率只有1/3左右，一些企業還向農戶高價推銷劣質的種苗、疫苗、藥品等，對農戶進行欺詐。而農戶方面，也存在將肉雞私自販賣給公司以外的其他收購商、私自添加違禁添加劑等問題。

　　這些問題并不是能夠在短期內解決的，但是了解問題所在之后，便能夠為我們今后改進生產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就目前來看，首先是要努力提升全行業企業以及基層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卻也是最為關鍵的過程。此外，行業還需要繼續探索各種新的養殖模式，為現行的“公司+農戶”模式提供補充，例如“公司+基地+農戶”、“公司+農業合作社+農戶”等，在這些模式的操作中，繼續發現優點和缺點，最終不斷完善白羽肉雞養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