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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教授回鄉，得帶回什么大項目吧？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給出的答案是一個農場。

　　不用農藥，不用化肥，不用地膜，不用除草劑，不用添加劑，不用轉基因，施肥全靠牛糞，除草全靠手拔雞啄。在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蔣高明創辦的這個農場，有學歷最高的“農民”，卻堅持用最“笨”的辦法，誓要生產安全的農產品。

　　參觀者絡繹不絕，不乏外國學者

　　6月25日傍晚，一輛黑色SUV開進弘毅生態農場的大門，車上坐著的是自詡“資深吃貨”的濟南人趙建軍。雖然是第一次來，對養生頗有研究的趙建軍卻早就聽說了關于這個農場的傳說。

　　農場位于臨沂市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村，由從村里走出去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在2007年創辦。

　　農場大院位于村東北的一大片田野中，離村子有一兩公里遠。院里有試驗田、牛棚、豬圈，還有一棟二層的小樓和三間平房，占地20畝。院落外有一片8畝大的林場、4畝地的果園、10畝試驗田和70多畝有機糧食種植地。

　　農場里除了蔣高明的學生，還雇用了兩名管理人員、兩名專職飼養員，還有15頭豬、40多只雞、118頭牛以及李樹、杏樹、國槐等樹木花草。

　　小樓外生長著兩棵紅葉李，鴿子蛋大小的李子光滑、紅潤，惹得趙建軍忍不住伸手摘了兩顆。一旁的農場科技助理曾彥笑著說：“不用洗，這個院子里所有的東西都不用化肥、不打農藥，直接吃就行。”

　　晚上，熱情的主人特地殺了一只雞。吃著美味的雞肉，沐著夜晚的涼風，聽著遠處的蟲鳴，生意人趙建軍連連感嘆：“在這樣的地方，種地都是幸福的。”

　　農場創辦以來，像趙建軍這樣慕名而來的參觀者絡繹不絕。他們中有大學教授，有普通市民，有政府調研團，也有外國學者。村民現在看到來農場參觀的外國人，已經不再感覺驚奇了。

　　蔣家莊這個普通的魯南小村，也因為農場的出現而聲名遠揚。

　　118頭牛是生態循環核心

　　弘毅生態農場的吸引力不僅在于農場主蔣高明的身份，也在于它獨特的生產方式。

　　2000年，蔣高明在內蒙古主持一個有關退化草原生態恢復的試驗項目時，產生一個新奇的想法，促使他回老家做試驗。

　　“就是把草原的牛南下轉移到農區，然后在草原上養雞，我把它叫做畜南下、禽北上。”蔣高明說，這樣做可以把農區的秸稈變廢為寶，同時減輕草原的生態壓力。

　　2006年，蔣高明找到時任村支書的蔣勝利，說了承包土地養牛辦農場的想法，但蔣勝利不感興趣。

　　“在村民看來，養牛不是高科技，如果養，他們可以養1萬頭，可還是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蔣高明說，他只能反復游說村委會。2007年2月，蔣高明從各方籌到100萬啟動資金，以每畝高出市價150元的價格租到了30畝地，壘起院墻開始他的試驗。

　　如今，農場院子里的七八個養牛棚里，養著58頭育肥牛、60頭母牛，它們是農場生態循環系統的核心。牛吃的是玉米、花生、小麥等作物秸稈，糞便用來肥田，和秸稈、水混在一起可以制造沼氣、沼液和沼肥，沼液還能用來預防病蟲害。

　　農場的專職養牛工不是別人，就是當年的村支書蔣勝利。每天早上5點，他來到農場，花三四個小時喂牛、打掃牛圈，下午再干兩三個小時。其余時間，蔣勝利自由支配，每月可領1500元工資。

　　“我這個歲數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在這兒掙錢不多，好的是不離家門，不耽誤種地。”蔣勝利說。

　　養鵝除草“試驗很成功”

　　農場院內的三間平房里，分門別類放置著各種實驗器材、儀器，保存著幾乎所有當地昆蟲的樣本和農場建立以來所有作物的樣本、數據。

　　蔣高明指導的農學碩士、博士很多都住在農場，少時六七人，多時二十來人，他們像村民一樣在田地里忙活，還要記錄作物成長過程，進行各種各樣在村民看來“奇怪”的試驗。

　　創辦之初，農場采用種植、養殖相結合的辦法，把村民不用的農作物秸稈買來飼養肉牛，牛糞還田、生產沼氣，在堅持“不用化肥、不用農藥、不用除草劑、不用添加劑、不用地膜、不用轉基因”的“六不”前提下，試驗各種消除病蟲害、減少雜草、提高產量的方法。

　　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生郭立月從碩士時起就師從蔣高明，曾做過用牛糞養殖蚯蚓的試驗。現在，他在做的是無毒除蟲的試驗。農場院內和四周的20多盞光譜誘蟲燈，就是郭立月的試驗之一。

　　每當夜幕降臨，掛在樹下的誘蟲燈發出紫色的光，不時發出“噼啪”的聲響。郭立月說，試驗剛開始時，一盞誘蟲燈一晚上最多曾抓到過十多斤害蟲。

　　根據郭立月的試驗數據，即使不打農藥，單靠誘蟲燈，也可以殺滅百分之七八十的危害花生的金甲蟲。

　　對于雜草，研究生們也有著不同于村民的看法。“除草不一定要全部鏟除，只要保證不影響作物生長即可。”研究生烏云塔娜曾做過一個用家禽除草的試驗。

　　她選了2畝玉米地，先在里邊放100只雞，后來改換成50只鵝，利用這些家禽的嘴去鏟除雜草。

　　“試驗很成功，不到一周，鵝就把雜草吃了個干凈，而且它們都是從根部鏟草，吃過之后草很難再長。”蔣高明說，家禽不僅吃雜草，還刨食土里的害蟲，給地松土，排泄的糞便也是很好的肥料，一舉四得。

　　試驗三年薄田變噸產田

　　用生態模式種糧食，產量能不能提上去？在2010年以前，蔣高明和他的研究生們心里都沒有數。

　　農場創辦之初，聽說蔣高明種地不用化肥、農藥，村民像是聽到了一個笑話。“這不是要絕產嗎？哪是過日子的種地法？”

　　村民的擔心不無道理。用蔣高明的話說，用過這么多年的化肥、農藥，土壤已經受到污染，即使停用化肥、用有機肥料，土壤也有一個轉化恢復的過程。蔣高明估算，這需要三年。

　　試驗前兩年，田里的景象跟村民說的一樣，草多莊稼稀，“院子里這塊地，站在樓上就能數出有多少棵玉米。”

　　到了2010年，蔣高明心里有了底。那一年，農場院內的試驗田，扣除水分、雜質，每畝收獲了961斤小麥，秋季種植的有機玉米產量達到了1095斤，兩項加起來，達到了噸產田的標準。而在承包之初，這里只是一片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場，土壤厚度只有二三十厘米，是名副其實的薄產田。

　　給牛場帶來經濟效益*的是肉牛養殖。2012年，養牛帶來30多萬元的純利潤。雖然院外處于轉換期的土地產量沒有提上去，但農場一年的整體利潤已接近20萬元。

　　“從科研的角度講，我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蔣高明說。

　　“經是好經，想念好太難”

　　“有蟲你不管，有草你不除，這哪是過日子的種地法？”盡管蔣高明的農場“從科研角度講已經取得了成功”，但這樣的成績沒有贏得村民的青睞。在44歲的村民蔣慶禮看來，農場的生態試驗眼看“要失敗”了。

　　六年來，這個農場在村民的驚奇、不解甚至嘲笑中堅守，也承受著理想碰撞現實的種種痛苦。

　　“草多的那塊”成村民對農場介紹詞

　　到了蔣家莊，要向村民們打聽弘毅生態農場的地，村民總不忘揶揄兩句：“草多的那塊就是。”這幾乎成了村民口中對農場的一句介紹詞。

　　被村民說得最多的，是研究生在村東種植的一片花生地。與旁邊的花生地截然不同，有地膜的一邊屬于村民，沒有地膜的屬于農場。村民的地里，幾乎看不到一棵雜草，花生葉子綠油油的，而研究生種的地里，密密地長著雜草，花生長得又矮又瘦，葉面也微微發黃。

　　對此，農場科技助理曾彥解釋，因為人手緊張，這塊地還沒來得及除草，如果處理及時，不會出現雜草這么密集的情況。

　　與農場相鄰的是村民蔣建民的地，他對農場除草除蟲的辦法并無興趣，照常該打藥打藥、該施肥施肥。

　　蔣建民算了一筆賬：以普通方式種一畝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劑，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問題。如果靠人工除草，一畝地大約需要一天的時間，一季莊稼要進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著4畝多地，還要幫兒女照看孩子，實在沒有那么多工夫。

　　每畝補貼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歲的村民蔣慶禮看來，弘毅生態農場的試驗眼看“要失敗”了。

　　農場創辦之初，蔣慶禮曾給蔣高明“打工”。雙方約定，農場租用蔣慶禮的地，每年每畝補貼2000元，條件是蔣慶禮地里所產歸農場所有，并保證不使用化肥、農藥。

　　“種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小麥一年只打了300多斤。要是用化肥農藥，正常畝產都在1100斤左右。”蔣慶禮認為，按照小麥每斤1.2元的市價算，加上人工成本，有機小麥價格一斤達不到4元，種植就不合算。

　　“老百姓又分不清有機不有機，他們不認這個價，在當地不好賣。”蔣慶禮說，雖然農場每畝地給了他2000元錢，他的收入沒減多少，但勞動成本增加了很多，“太累，不干了。”

　　同樣的，去年8月，弘毅生態農場的4畝有機蘋果第一年收獲。曾彥認為自己種出的蘋果“產量不比村民的低，口感要好很多”。但在村民眼中，農場的蘋果“個頭普遍小，顏色也不好看”，在集市上根本賣不動。

　　產品多是上網賣，價格高本地不認可

　　蔣高明算過一筆賬，農場種植一畝地加上租地費、人工費，比村民多800元的成本，按照農場院外試驗田每畝400斤左右的小麥產量，價格達到3元才有利潤空間。而這個價格是市場上普通小麥的近3倍，很難被普通消費者認可。

　　“現在，小麥、面粉、面條大多是在網上賣，小麥大概5元一斤，面粉7元，面條10元，客戶大多是生態農業支持者。”蔣高明的侄子蔣大龍說。

　　但網上銷售一來附加成本高，二來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蘋果、蔬菜一類的產品就不適宜網上銷售，因為如果距離太遠，等到了目的地也就變質腐爛了。

　　因為打不開本地市場，2012年，農場果園產的蘋果白白爛掉了5000多斤，同年生產的有機玉米也因為沒有訂單，一多半成了肉牛的飼料。

　　作為農場的第二代，蔣大龍對叔叔回村創辦生態農場的行為很是欽佩，他自己也曾經想學農學，可最后還是報考了公務員。

　　在蔣大龍看來，農場有很好的前景，但單靠一己之力還不夠，應該引進企業資金，發動村民加入，形成規模效應。“以前也有企業來合作，覺得掙不了錢，都走了。”

　　蔣家莊村支書周京林也覺得蔣高明的生態農業想法“經是好經，想念好太難”。他覺得，一旦停用化肥轉用有機肥，一來哪來那么多有機肥是個問題，二來土地轉化期間勢必大幅度減產，農民的收入無法保證。

　　“農民比較看重眼前的利益，走這條路現實就要減少收入，而且3年后產量能不能提上去，產品能賣什么價，都沒有保證。”周京林說，這正是村民不愿跟著蔣高明搞生態農業的原因。

　　農場主蔣高明：預計今年盈利30萬

　　6月30日，蔣高明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講述了弘毅生態農場創辦過程中的苦與樂。

　　記者：農場現在的收支情況怎么樣？能實現盈利嗎？

　　蔣高明：農場的回報主要來自于養牛，有機糧食也有些回報，但訂單不多。豬、鴨、雞、面粉等生態食品也開始有訂單了。總體來說，農場已經開始盈利，去年純盈利額達到了20萬元，今年預計能達到30萬元。

　　記者：從農場創辦到現在，您遇到過哪些困難？

　　蔣高明：主要的困難還是市場問題。因為市場沒有打開，去年我們產的有機玉米賣不出去，大都喂牛了，有機蘋果也爛掉了五千多斤。試驗林下養雞時遭遇了禽流感，全軍覆沒，當時真想打開雞籠，放這些雞出去，誰愛要誰要，不管了，但我們還是堅持過來了。

　　記者：從目前的情況看，您覺得農場的生態農業試驗成功了嗎？

　　蔣高明：從科研的角度說，農場是非常成功的。通過實踐，我們證明了被農民燒毀的秸稈具有與草原草同等的飼料價值。不用一滴農藥，采取物理加生物辦法，也很好地控制了蟲害。

　　記者：目前消費者對有機食品和農場的態度，跟您的預期同步嗎？

　　蔣高明：現在的消費者對于生態農業還不夠了解。中國對有機食品的需求量遠遠達不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消費者不愿接受有機食品的高價位。市場上大量假冒的有機食品，因為成本低，反而有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大量存在。

　　記者：把生態農業模式推廣開來的可能性有多大？

　　蔣高明：關鍵還是要看市場對有機食品的接受程度，如果需求量大了，有機食品的生產成本也可以降下來。只要種植有機食品能夠盈利，農民還是愿意發展生態農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