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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南儋州市王五鎮的一片木薯地里，年過五旬的陳松筆俯下身，親自對種植戶童孟才進行技術指導。“我從3年前開始種木薯，過去種水稻的時候一年也就四五萬元收入，現在一年的收入能超過10萬元。”童孟才告訴記者。

　　童孟才的變化，得益于陳松筆和他的團隊帶來的木薯新品種。然而十年前，陳松筆還在世界頂尖的英國曼切斯特大學生命科學系的實驗室里搞著他的蛋白質組學研究。“好的科研環境固然重要，但農民的迫切需求更令我牽掛。”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熱帶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副所長的陳松筆說。

　　中斷科研上升期 歸國后從零開始

　　1997年，在獲得了昆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后，陳松筆來到中國農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200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陳松筆作為訪問學者前往新西蘭農業研究所進行了短期訪學，正是這次經歷讓他看到了我國農業與國際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陳松筆意識到，必須走出國門，向先進國家取經。2002年，他只身來到以色列農業部農業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以色列，陳松筆的蛋白質調控研究取得了進展，不僅在他的老本行——昆蟲生物防治上完成了線蟲休眠后的整個蛋白質調控機制研究，還把科研觸手延伸到了植物上，依托西紅柿和外用甜菜堿的蛋白質調控網絡基礎進行了作物耐逆栽培研究。由于出色的業績，陳松筆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聘為生命科學系副研究員。在英國期間，作為主要完成人，他的研究論文多次發表在國際蛋白質組學研究權威雜志上。

　　2007年，國家木薯首席科學家、中國熱科院研究員李開綿找到了陳松筆，希望他能回國幫助面臨困境的木薯育種研究。

　　2009年，在與李開綿帶領的木薯研究中心進行了兩年左右的接觸和合作后，陳松筆決定返回國內，回到他的出生地儋州，將十年來的所見所學貢獻給祖國。

　　從品種入手建起我國木薯科研體系

　　作為淀粉加工中具有高轉化率的原料作物，木薯在我國有著200多年的種植歷史。但是，木薯品種的針對性選育一直是空白，科研基礎薄弱是陳松筆回國后面臨的首要難題。

　　陳松筆研究的蛋白質調控，正是木薯分子育種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技術。“通過對育種材料里不同蛋白質進行分離、評價，篩選出需要的組合，進而定向選育出優良新品種。”陳松筆決定從基礎研究入手壯大我國的木薯育種業。在熱科院的支持下，陳松筆獲得了70萬元的啟動資金，并申請到了海南省第二批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基金100萬元。很快，農業部木薯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重點實驗室獲批建立。

　　童孟才種植的正是耐采后腐爛的新品種“華南14號”。“木薯收獲后如果不第一時間烘干打磨成粉，容易造成塊根腐爛，我們通過調控木薯中的活性氧等代謝通路，選育出耐采后腐爛的品種，為農民和企業爭取更長的貯存時間。”陳松筆告訴記者。

　　“現在制約木薯大規模種植的瓶頸是種子的雜合度過高，要想讓優良性狀穩定遺傳下去，只能通過莖稈種植，而1噸木薯莖稈僅能播種15畝土地，如果大面積種植，運輸成本過大。”陳松筆表示。對木薯種子雜合度的調控，是陳松筆開創的又一個新研究領域。

　　回國8年來，陳松筆先后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國際（地區）合作項目、國家863計劃子課題等科研項目15項，發表科研論文100多篇，其中SCI收錄期刊近40篇，獲國家專利授權10項，選育出木薯新品種兩個；同時，他還曾作為主任帶領中國熱科院木薯研究中心獲得了2013年全國農業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走出去”讓中國木薯有了國際范兒

　　即便身處海南，陳松筆也沒有忘記利用起他在國外求學時攢下的國際交流底子。木薯的原產國是巴西，巴西境內有著無數優質種質資源。陳松筆認為，要想提高我國木薯品種的抗逆性，就得從巴西尋覓特異種質資源。

　　陳松筆找到了巴西國家農牧研究院教授LuizCarvalho并與其展開合作研究，簽署種質交換協議，引進了一批珍貴稀有的木薯變種。同時，陳松筆還牽頭籌建中國-巴西蛋白質組學聯合實驗室，以更好地實現對木薯基因的挖掘與研究。

　　除了向先進國家學習借鑒，陳松筆也在考慮如何讓中國木薯“走出去”。在木薯研究中心的院內，記者看到了一種處于試驗階段的小型設備。“這是木薯太陽能烘干機，非常適合非洲農戶利用光照對木薯進行快速烘干。”陳松筆介紹。

　　不僅是烘干設備，陳松筆和他的團隊還通過提高紫色、花色木薯葉中的誘食因子來養蠶。“將蠶凍干磨成粉，與木薯粉混合制成餅干，可以補充非洲人所需的蛋白質和氨基酸。”陳松筆介紹。

　　在陳松筆的推動下，中國熱科院在剛果（布）建立了海外木薯試驗站，定期舉辦木薯栽培、食品加工等技術培訓，為非洲、東南亞等國家培養木薯科研青年人才。“我希望將中國的木薯技術帶到更多國家，讓更多農民受益。”陳松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