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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床、兩把椅子、一個桌子,曾經紅火的農家院由于門檻低、復制性強、競爭激烈逐漸邊緣化乃至冷落。尤其是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與以前截然不同,相比農家院的簡單鄉村體驗,民宿從內部裝飾、家居用品到外部環境、景觀設計都有所提升,更受年輕消費者的青睞。樂不起來的“農家樂”該如何轉型?針對民俗旅游的業態發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回應,相關政策有望近期出臺。
不知不覺間,紅火了十多年的農家院正在京郊一些村莊慢慢消失,堅持經營的,也多生意慘淡。近幾年,太多經營農家院的村民因為生意冷清、競爭激烈,加之自己上了歲數,關掉了“農家樂”,還有人則直接去新開的民宿打工了。
7月中旬,記者走訪了北京懷柔、延慶、房山等區的12個依山傍水、環境清幽的村莊,由于消費觀念和習慣的改變,傳統的農家院逐漸邊緣化乃至消失,短短幾年即被中高端民宿所取代。可是,民宿的高門檻,把多數農家院的經營者拒之門外。在這場產業升級的追逐中,經營農家樂的農民們將何去何從值得關注。
很多處在半歇業狀態
今年,56歲的楊全霞收獲了一份全新的職業體驗——民宿管家,“游客在網上下單后,就過來住,接待、清潔、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個人。”
楊全霞是懷柔區渤海鎮葦店村土生土長的農民,她告訴記者,這兩年外面來了不少投資商,在村里租賃當地村民宅院,有些就是之前的農家樂,然后改建成高端民宿,光葦店村就有6個。
葦店是京郊典型的山村,過去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樹。旅游業興起以后,由于這里是去往慕田峪長城的必經之地,距慕田峪僅有5公里,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來自各地的投資商,過去十幾年間,他們在村里建起十幾個度假村和飯店。
當地村民也紛紛在自家院子經營起農家院,招待游客。楊全霞介紹,她家在2004年開起農家院。“前幾年生意非常火爆,我家10來間客房幾乎都能住滿,每天我還要做十來桌飯。”
“差不多2011、2012年以后,來農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楊全霞介紹,不止她家,村里之前的幾十家農家院,現在都處在半歇業狀態,“零零散散地來那么幾個人,還不夠折騰的。”
“這幾年客人確實呈下降趨勢。”懷柔區六渡河村農家院店主樊麗萍說,六渡河依山傍水,是附近較早接待游客的村子。由于靠近主路,穿村而過的懷沙河又經過樊麗萍家的門前,她告訴記者,在村里她家的生意“還算可以”。
“如今好多農家院因為生意不好都關了,有人把院子租出去,然后出去打工。”樊麗萍介紹,“我們也主要靠周末這兩天,平時人也不多,而且只在旺季做半年。”
年輕人更多選擇民宿
面對記者“游客都去哪兒住了”的疑問,楊全霞和樊麗萍均表示,住農家院的客人還有,但主力的年輕消費者都去了更為高端的民宿。
自家農家院停止營業后,楊全霞就到隔壁的民宿當起了“民宿管家”。在她的帶領下,記者參觀了這家簡約時尚的民宿。
“這種高檔民宿都是請設計師重新設計改造的,比起我們原來農家樂高檔了很多。通過全新的設計,住客不僅住得更舒適了,還能欣賞到周邊的山景。”楊全霞說。
服務水平提升了,價格自然也就高了。“之前農家院一間客房每天100塊錢,這家民宿一間客房每天798元。這個小院有8間客房,包下這個小院一晚,需要4300元。”
“北京現在的年輕人收入高,消費觀念也不一樣了,這樣的民宿住得舒適,哪怕貴一點,他們也不再選擇便宜的農家院了。”楊全霞深有體會地說。
“以前我們自己住哪兒都行,但現在帶著孩子出來玩,就想住得舒服一點。”“80后”游客王國興介紹,這次他和朋友兩家人租下了一處有3間客房的小院。“我們兩家各自帶著兩個孩子,租下這處小院,不僅環境好,最重要的是孩子能玩的開。”
游客黃燕、劉煉和王肅是金融公司的同事,他們這次住的小院有3間客房、價格3980元/晚。“周末三家人約好一起來郊區旅游,郊區的環境非常好,能讓人放松。”王肅說道。
性格開朗的黃燕告訴記者,“沒想到廚房這么大,老板連調料都準備好了,本來沒打算做飯的我們也做起了飯。”
“孩子們來了也很開心,這里不光有玩具,院子里還有個游泳池。”一旁正在收拾玩具的劉煉說,“人均600塊錢,性價比很高。”
十年前,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看的是景,住宿講究的是干凈實惠,質樸的“農家樂”足以滿足這個要求。而當“80后”普遍為人父母后,這一代人的“親子游”觀念似乎截然不同了。
低門檻引發激烈競爭
“一張床、兩把椅子、一個桌子,做頓飯。”在民宿老板徐興建看來,農家院的進入門檻太低。而這種低門檻,固然為產業的“復制粘貼”提供了便利,衰落在所難免。
在以豆腐宴、火盆鍋聞名的延慶區柳溝村,進了村便能看到十多個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寫著農家院編號、字號及電話等信息,*編號已排到168號院。
在柳溝,閆和花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媒體都曾報道過她以農家院帶領群眾致富的故事。58歲的閆和花告訴記者,2003年政府扶持柳溝搞農家院,當時領到營業執照的有13家,但實際營業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
“后來幾年,村里陸續都開起來了,不光我們村,其他地方都開起來了。農家院多了,競爭就大了,有些農家院為了節約成本,降低了服務質量。”據閆和花介紹,目前柳溝的農家院數量大概在100家出頭,與鼎盛期相比,已減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農家院的競爭激烈到了什么程度?“現在家家都去公車站、停車場等人多的地兒拉客人,拉得慢了,事先預訂的客人都能被別家帶跑了。” 閆和花說,“本來村里集中開是有一定集聚品牌的效應,有個四五十家就可以了,但現在也太多了。”
柳溝67歲的張春榮就因為競爭太大,又年紀大了,在2015年關閉了自家的農家院。“我從2006年開始開,干了近10年,好的時候,一年能賺個五六萬。后來農家院開得太多了,競爭壓力太大,賺不了多少錢,我們年紀也大了,就關了。”
■ 分析
農家院升級有哪些門檻
如果說門檻太低、復制性太強成為農家院發展的桎梏,高端民宿越來越受年輕消費者青睞,那村民能否通過升級改造,實現突圍?
選址
相對封閉優美的村子
作為投資商,徐興建表示,民宿算中高端消費,進入的門檻相對較高。“也有一些農家院升級為民宿,但相對有限,一般村民想要進入存在一定難度。”
“并不是所有農村都具備發展民宿的條件,選址大有講究。”徐興建說,“我們2016年開業,之前考察了延慶幾十個村子,最后只選擇了3個村。”
“要能夠形成聚落,在相對封閉的山腳下或山中景色優美、安靜不喧鬧的村子,最好能保留村子的‘原汁原味’”,徐興建介紹,交通四通八達的村子,不能形成聚落,也不夠安靜,“一般飯店會喜歡這樣的村子。”另外,如果村子太具有現代氣息,遍布貼著瓷磚的新房,對游客也沒吸引力。
在記者走訪的北京懷柔、延慶、房山等區的12個村子中,依山傍水、環境清幽的村莊,傳統農家院的經營逐漸在邊緣化乃至消失,民宿當道,以懷柔渤海鎮的幾個村子為代表。而在游人如織的延慶柳溝,高端民宿僅有當地村民開設的一家。徐興建告訴記者,“像柳溝這樣的村子,雖三面環山,但交通較發達,又地處旅游景區,屬于典型的‘過路村’,適宜開展餐飲。”
設計
結合當地風土民情
民宿*的特點就是有內涵和個性化,一般需要建筑、室內硬裝、室內軟裝和庭院設計等4個設計師。“建筑設計和庭院設計大家比較熟悉,室內裝修分為硬裝和軟裝兩種,硬裝就是指吊頂、墻壁、地板等;軟裝就是指家具、床品、飾品等。”徐興建表示。
“比如選擇軟裝物件時,要結合當地風土、民情,盡量使用帶有當地特色的物品,融情于一磚一瓦。”徐興建說,民宿的改建或翻新,一定要與當地環境相結合,符合當地的人文特色,因此要保護好當地的生態,包括環境生態和人文生態,一個“失了根”的民宿,最終就淪為了一家普通旅店了。“民宿主的審美決定了民宿的成敗。”
客源
民宿主要有人脈資源
“民宿面向的消費人群屬于中高收入家庭,本身是一個小圈子,民宿主需要有一定的人脈資源。”曾經作為房地產公司管理層的徐興建介紹,目前他在延慶3個村子經營著10家民宿,大多不接散客,以包院的形式為主,主要消費群體有三類。“一類是帶孩子來游玩的年輕父母,一類是年輕人的朋友聚會,還有就是公司內部會議。”
資金
院子裝修至少80萬元
在投入資金方面,多數村民也會捉襟見肘。“以京郊為例,宅院大多在二三百平方米,每個院子光裝修至少需要80萬元到90萬元,這還不算運營和營銷成本以及員工工資。”徐興建說,“外來投資商還需要租宅院,每年3萬-5萬租金不等。”
徐興建的團隊已經簽約了20處宅院,除開業的這10家,其他院子尚未裝修。“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形成聯動,如果接到大團,可以分散住,也可以降低運營成本。”徐興建說。
記者與徐興建算起賬,僅租下這20個院子,提前繳納的租金就要300萬。
“改造民宿得花上百萬,我們哪有這么多資金,再說就算借錢改造完之后,現有的客人留不住,新客源從哪里來,怎么賺錢?”樊麗萍無奈表示,“現在還能掙點錢,湊合著過吧。”
■ 舉措
政策資金支持民宿升級
高昂的升級代價,農戶單打獨斗很難完成轉型,而這場升級運動,也是需要相關政策推動的。
在懷柔中榆樹店村,大批民俗戶5月份停業改造,8月份將以新面孔恢復營業。這個深山村的改造動力,源于去年的一份文件——《懷柔區促進鄉村旅游提質升級獎勵辦法(試行)》。根據要求,建成的民宿驗收達標后,金宿級民宿將一次性獲得獎勵12萬元,銀宿級的獎金是10萬元。五星級民俗村最高可一次性獲得獎勵500萬元。
獎勵辦法立竿見影,中榆樹店村隨之迎來自2011年全村產業轉型為民俗接待以來的首次升級改造。此次升級改造,大部分民俗戶都將從四星升級為五星,其中有十余戶將改造成高端民宿。除了政策資金支持,村里有專門的合作社進行組織,還有專業民宿管理公司介入。
行業部門進行有效監管
實際上,面對數量不斷攀升的民宿,當市場開始成形后,自發的約束與基層的監管已經開始籌劃與推出。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長鄭愛娟,她表示,“延慶的民宿發展史其實只有三年,但這三年發展很快。2017年底區內民宿11家50處宅院,2018年底為27家130處宅院,現在已有55家230處宅院,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上漲。”
鄭愛娟介紹,2018年由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主導,區內民宿主組成了“延慶區民宿聯盟”,并共同簽署《文明經營公約》,防止出現惡性競爭。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門聯合民宿聯盟,制定了《延慶區鄉村民宿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民宿產業發展,對民宿經營進行行業監管。
■ 回應
新京報記者走訪了北京懷柔、延慶、房山等區的12個村莊,對農家院的逐漸邊緣化、新民宿的迅速發展進行了調查分析。昨天,北京市相關部門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并做出回應。
農家院沒落是經濟規律
現在京郊民宿進入到爆發期,已經從小眾市場進入大眾市場階段。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需要更專業系統化的培訓、管理、運營、市場服務,否則未來兩年內市場會自然淘汰合并一批靠設計和硬件上位,但運營狀態卻跟不上的民宿。還有一批資本地產商,變為“文旅集團”下鄉圈地,炒作農村房地產,最后侵害農村農民利益,這個值得警惕。政府不能當資本的利益代表。民宿的發展應該親生態、親農村,而不應該親資本。因此,現在民宿行業缺的不是資本,缺的是運營力。
總體來說,民宿的發展和農家院的“沒落”,體現了產品的生命周期與經濟規律。農家院雖然說逐漸被市場所淘汰,但是它在歷史進程當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容否定和抹殺的。20多年來,農民通過農家院的經營,初步接受了市場的洗禮,鍛煉了應對市場的能力,認識了城市人的需求,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相信在不遠的未來,農民一定會重新成長為新一代鄉村旅游經營者。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資源區劃處處長陳奕捷
民俗旅游減量增效
由于高端民宿屬近幾年新興產業,在有關部門過去的統計中,一直將農家院與民宿統一叫作“民俗旅游接待戶”, 2016年底北京市有9026戶接待戶,2017年底為8363戶,而2018年底這一數字則變成了7783戶。
目前,北京市鄉村旅游經營進一步規范。2019年上半年接待831.4萬人次,同比下降3.2%;實現收入5.9億元,同比下降1.8%;實現人均消費70.5元,同比增長1.5%。——北京市統計局
政策引導民宿規范發展
1992年懷柔區第一家農家樂誕生,并迅速在京郊大地發展起來。2009年當時的北京市旅游局,為規范促進鄉村民俗旅游的發展,在全國率先制定了《北京鄉村旅游特色業態服務與規范》地方標準,創造了鄉村旅游的“北京模式”。
以2011年《關于加快推進京郊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京旅發【2011】93號)發布為標志,北京鄉村民俗旅游向種類更為豐富的京郊旅游轉型。
京郊旅游是指在北京郊區開展的旅游休閑活動,主要包括三種形態,即大型旅游綜合體、鄉村旅游新業態和鄉村民俗游(包括民俗村、民俗戶)。近年來興起的鄉村民宿,將是第四種形態,并將與其他三種形態共同發展,以滿足高中低檔的不同消費需求。
目前,北京市關于促進鄉村民宿發展的相關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中,有望近期出臺。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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