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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剛剛從中國種業的主產地甘肅省考察來，看到許多國外的種業公司（特別是蔬菜、花卉、瓜果等產業）委托中國的公司進行種子生產，檢驗合格后貼上“洋品牌”出口國外。這與廣東、江浙等地流行多年的“來料加工”、“貼牌生產”頗為相似。這些在甘肅按照國外標準生產的外方的產品一般會有10-25%返銷中國市場，如果按照現行社會流行的標準衡量，這些公司大概都擺脫不了“造假”的干系。但是中國的菜農和消費者很買賬，只要產品好，質量高，生產的最終產品市場需求旺盛，產品的產地是哪里并不重要。

　　現在，國內一些企業愿意傍“洋品牌”，但被一些媒體斥為“假洋鬼子”。在“達芬奇家具”事件之后，更是被集體揪出痛打。這其中包括服裝領域的美特斯邦威、森馬、鴻星爾克、卡爾丹頓等品牌；飲食領域的“味千”也被貼上了媚日的標簽；而施恩、澳優等品牌因名稱似乎不是原汁原味的漢語，也被一些人打入另冊。筆者有時會有時光倒流的錯覺，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的唯出身和血統是論的年代。

　　以筆者有限的觀察，在這些傍洋品牌的企業中，一般分為兩大類：第一種類型的是一些頗有追求的企業。它們在產品設計、產品質量、服務質量和內部管理上力求與國際標準接軌，雖然在某些方面還有一些不夠到位的地方，但總體狀況遠好于國內一般企業的平均水準。以上提及的企業大多如此；第二類企業純屬招搖撞騙，但它們一般都市場不大，生存時間不長，影響也很有局限性。

　　以筆者愚見，我們的社會應該寬容一些，這是因為：

　　第一， 本人雖然并完全贊同上述這類企業的冠名方法，但這種類型的企業在帶動產業升級和推進市場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正面意義遠大于負面意義。創新有時候是需要從模仿開始。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有一種更開放的心態來包容和接受它們，允許它們成長。它們也許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在江湖上“自立門戶”、“自創武功”；

　　第二， 社會輿論和市場監管的重點應該是產品的功效、質量和服務，而不是產地。產地是產品的屬性之一，但除了某些農副產品和某些特殊商品之外，產地的意義并不是很大，過于強調產地的意義則會引導產業誤入歧途。比如涪陵榨菜，龍口粉絲，金華火腿等，同一個產地的產品質量差異猶如天壤，只是標識產地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第三， 不要把產品價格的合理性與生產成本掛鉤，畢竟我們不是計劃經濟的時代了。在市場經濟中，產品價格反映的是價值，而不是成本。提升用戶價值應該是企業的*追求；

　　第四， 中國的高端消費品市場擁有巨大的潛力。如果我們今天因為產地的標識問題（是否屬于造假我無從判斷）而打倒一個“達芬奇家具”，明天還會有一個“達芬不奇”的家具出現，因為高端市場的需求是無法忽略的客觀存在。如果我們不接受“中國制造”的產品去占領高端市場，那么它就會成為“舶來品”的永久特權。這真是我們想要的嗎？

　　第五， 誠信是企業的生命。無論是對于原材料成份、性能還是產地，博主絕對支持準確標識。對于標識不明、故意混淆的要處罰和整改；對于造假者除了重罰還要繩之以法。

　　目前國內的企業傍洋品牌，概因為許多“洋品牌”產品技術含量高、品質有保障、服務到位；而我們的許多“土品牌”技術含量低、夸大其詞、粗制濫造、安全隱患嚴重等。如果我們的管理部門和社會輿論不去抓我國各個產業普遍存在的假冒偽劣和不安全產品的問題，而對于傍洋品牌但產品品質還算比較好企業揪住不放，恐怕就失去了工作的“中心”和“基本點”。

　　我國有些地方的監管部門對于生產劣質產品和破壞環境的黑作坊式的小企業放任不管，甚至“放水養魚”；而專門針對有一定市場規模和影響力的企業下手，采取所謂“抓大放小”的策略，以壯大“罰款經濟”并充實自己的“小金庫”。這無疑是屬于權利尋租和執法犯法的范疇，并成為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幫兇。

　　傍洋品牌雖然不一定是最妥善的營銷策略，但也不至于“十惡不赦”。傍洋品牌的現象也多少也反映了這些企業經營者對于當前混亂的市場秩序的無奈，以及營銷上想走捷徑的思路。筆者相信，等到國內的企業的產品質量標準和安全性普遍提高以后，傍洋品牌的現象就會自動消失，這類企業甚至會回歸更加“原生態”的營銷策略。到那時候，說不定“土老冒西服店”、“味一飲食”、“中優乳業”會成為響徹中國和世界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