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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養豬業面對的挑戰日漸增多，除了健康問題，排污與環保的壓力可能是令養豬人最感頭痛的首要難題。多年來，盡管業界已從養豬工藝、沼氣發酵降解等諸多方面作了多種嘗試，亦不同程度地解決了部分問題，但在排污問題上仍未見有實質性的重大突破；在環保聲浪日漸高漲的背景下，以厚墊料為主要特征、以“零排放”為主要賣點的“發酵床”養豬工藝似乎給業界帶來了新的希望，在強大的商業運作宣傳攻勢及各級政府部門的推動下，“發酵床” 熱浪吹遍大江南北。過去的幾年里，盡管不少養豬老板已嘗到“螃蟹”的另一種味道，但更多的后來人還是投入極大的熱情與資金希望把良好的愿望轉化為美好的現實。

　　經過若干年的無數現場考察與理性思考，筆者認為，一項飼養工藝的重大變革不但需要嚴謹的科學論證，更需要對實際效果進行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時空考驗的客觀評估。在“發酵床”熱浪吹遍全國各地的一片叫好聲中，很有必要對某些實質性問題進行全方位的冷靜思考。

　　一、豬場排污內容、形式與途徑

　　眾所周知，養豬場排出的糞尿可粗分為有機物與無機物兩大類，以化學元素細分則以碳、氮、磷三大元素對大氣層和水環境的污染為甚，其它為數眾多的無機礦物元素并未引起人們太多重視，因飼料中添加高銅、高鋅、高砷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沉重話題至今仍是極少數業內有識之士的徒勞呼號。

　　在傳統的養豬工藝中，動物的排泄物部分用作農作物施肥；部分排入半封閉性水體，經天然微生物或某些水生植物降解轉化；部分則經沉淀、分離、過濾大多數固形物后作沼氣發酵降解處理，通過燃燒沼氣的途徑減少有機物及溫室氣體向大自然的排放；也有相當部分中、小型豬場直接把動物排泄物排放到周圍環境，尤其是開放型水體中，對周圍環境造成直接的可視污染。

　　在“發酵床”養豬工藝中，動物排泄物雖然沒有排放到周圍環境造成直接的可視污染，但厚墊料中的厭氧或半厭氧發酵過程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等溫室效應氣體全部排放到大氣中（墊料發熱便是最直觀的排氣指征），對大氣造成的污染絕不可以認為是“零排放”，且甲烷氣體對溫室效應的影響當量是二氧化碳的21倍，氧化亞氮對溫室效應的影響當量更是高達二氧化碳的310倍；此外，絕大多數無法降解的有機物及百分之百的無機物（如磷元素）仍然會遵循“物質不滅定律”沉積在糞床中，始終會有被排出去的一天，只不過是排放的內容物被高度濃縮了若干倍，排放的形式從每天連續排放改為集中一次排放，且排放的地點可以有所選擇而已。更有甚者，如上所述，現時某些豬飼料中超量添加的銅、鋅、砷等有害元素在糞床里超濃縮富集后，一次性地排放到某一特定環境中，可能造成的禍害很難以常規思維方式來判斷。盡管這并非是“發酵床”的原罪，但“發酵床”卻是承傳乃至集中禍害的載體。

　　由此可見，以嚴格的科學定義和客觀的環保角度分析，“發酵床”的應用并非“零排放” 的措施，只不過是豬場排污的形式與途徑發生了轉移、時間與空間重作安排而已，總的排放內容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據有關專家粗略估計，動物排泄物中的干物質至少90%以上仍然貯存在墊料中，環境載荷并沒有因“發酵床”的應用而降低多少。因此，盡管“發酵床”養豬工藝在減少水體可視污染方面有顯著效果，但與“零排放”概念仍有本質區別。

　　二、飼養密度與排泄物承載能力

　　由于豬群的排泄物全部匯集在鋪設厚墊料的“發酵床”上，有效單位面積的飼養密度與排泄物的承載能力成正相關。以每頭豬在“發酵床”上增重100公斤為例，飼料轉換率為2.6，飼料的干物質消化率為50%，那么每頭豬一個生長周期的干物質排泄量約130公斤，單位面積每年養三批豬計，一頭豬位的干物質排泄量約400公斤，除了約10%的有機物質被墊料中的各種微生物利用并轉化為多種成分的氣體及熱量散發到空氣中外，每頭豬位每年約產生350公斤干物質的排泄物，如果按推廣企業所宣稱的每批墊料可連續用五年，則每頭豬位共約產生1750公斤干物質的排泄物，若以含水量30%計，一頭豬位需要多少面積或體積才能使這2500公斤貨真價實的污物與合適比例的墊料混合后仍能讓生活于此的豬群保持健康并達到期望值的生產性能？這可能是“發酵床”設計者們未必思考過的初級問題。

　　三、豬群健康與飼養效益

　　盡管“發酵床”工藝推廣者反復強調墊料中的有益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可以有效殺滅病原微生物，使豬群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然而該工藝推廣多年，除了大量感觀描述性材料外，似乎從未見有與豬舍內相關微生物消長情況有關的符合科學依據的文獻在正規學術刊物發表，也鮮見不同飼養工藝所養豬群的一系列長期的生產性能表現的對比試驗報告。恰恰相反，在這幾年時間里，筆者所見“發酵床”豬舍內的豬群絕大多數無法與基本健康劃等號，大多數豬群的呼吸道病癥狀表現嚴重，淚斑濃厚、眼結膜炎（俗稱紅眼病）、皮炎（疑似圓環病毒感染癥狀）等疑似病毒感染癥狀相當普遍；豬群整齊度差、飼料采食量偏低、生長速度緩慢、達到上市體重的飼養日齡延長，飼料轉換率低等情況相當突出。在筆者所作現場考察過的此類豬群，粗略統計，在相同的飼養條件下，即使沒有大的健康問題，養到相同上市體重（如115公斤），“發酵床”飼養的豬群因冷熱季節不同，要多養10-20天不等，也就是說養在“發酵床”的商品豬每頭收益至少會減少60-120元左右，通常情況下炎熱季節的損失會更大。

　　因此，準確地判斷豬群健康狀況及測定豬群的生產性能是豬場業主在選擇何種飼養工藝時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畢竟養豬的首要目的是把豬養好，而判斷豬養得好與壞的尺度必須是嚴謹的符合科學原理的數據，而不能僅僅是感覺。

　　誠然，我國現時的大多數豬群普遍處于亞健康狀態，多種病毒復合感染的情況相當嚴重，飼養在傳統的開放式沖水豬舍或其它類型豬舍中的豬群其健康壓力已相當嚴峻，把這些靠“加藥保健”方式來維持表觀健康的亞健康豬群，連同其不可避免存在嚴重病原污染的排泄物一起封閉在“發酵床”上，豬群的健康如何保證可能是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

　　事實上，微生物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當墊料溫度升高至足以殺滅病原微生物（盡管此假設未必成立）之前，人工撒播的“有益微生物”早已不可能存活了。換言之，要么“發酵床”的病原微生物不可能被“有益微生物”消滅；要么“發酵床”上的微生物消長情況與人工撒播的“有益微生物”毫無關系。大自然豐富的各種微生物譜系比人類已知的要多得無法想像，最直觀的證據便是城鄉各種大小垃圾堆盡管沒有添加任何有益微生物，但依然會在大自然法則支配下發熱降解。同時，“發酵床”工作時候，由于墊料發酵發熱，在這樣高溫高濕和養分充足的現實條件下，為各種體內外寄生蟲的繁殖繼代提供了合適的溫床，更為真菌生物（霉菌）迅速滋生提供了很好的生長環境。霉菌毒素現已成為畜牧生產的一大**，一邊養殖戶大量在飼料中添加霉菌毒素吸附劑和防霉劑同時，一邊又通過“發酵床”的誤區制造更高濃度的霉菌毒素，這無論對豬群的健康還是對飼養效益都是一種嚴重的挑戰。

　　四、地區氣候、季節與不同生長階段豬群管理要求

　　多年前“發酵床”自福建省推廣始，已在全國大多數省份爭先恐后地作為一種環保措施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與政策支持，多以轟轟烈烈開場，遮遮掩掩結束。筆者三年前曾到閩南某大型豬場（3000頭存欄母豬）作實地考察，面對空置很長時間的“發酵床”豬舍，豬場老板自嘲“自己是一個很好學的人，只是學費交得太多了” ；兩年前筆者在中原某省面對滿腔熱情推廣“發酵床”的朋友說了幾句婉轉的提醒語，一年后，該朋友深有體會地說：“發酵床”只能用在保育階段的小豬。至于華北地區的山東和東北的遼寧，類似所謂“成功與失敗都有”的結果比比皆是。綜合分析各地成敗案例，筆者認為，在短時間內“感覺成功”的案例無論在什么省份多發生在非炎熱季節，或處保育階段的小豬，其“成功”的主因似只與厚墊料的輔助保溫有關。當舍內氣溫大于30℃時，基本上見不到較大體重的生長豬在墊料上的活動，躺在豬舍邊的水泥地面上納涼似乎是豬群最愜意的享受，而此時的厚墊料則成為熱應激源之一。因此養豬業主應該采用“發酵床”的厚墊料來保溫，還是用其它更有效、可控程度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法來達到給豬群合理保溫的目的是個值得理性思考的問題。換言之，幼齡豬群或寒冷季節各種豬群的保溫需要，與“零排放”的“發酵床”養豬工藝并無任何必然的聯系，如果“發酵床”只因其在非炎熱季節發揮輔助保溫功效，而在炎熱季節則成為熱應激源的話，是否還有值得推廣的價值？

　　事實上我們很多豬場之所以不能長期有效地控制豬群的健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根據豬群不同生長、生產階段的生理要求做好豬舍溫度控制與通風換氣的工作。據筆者觀察，在傳統的沖水豬舍都養不好豬的情況下，要想在“發酵床”上把豬養好可能是件更加困難的事情。

　　五、長期使用與短期效果

　　“發酵床”推廣資料強調，在正確使用且豬群健康的情況下，每床墊料可連續使用3-5年而毋需更換。然而，如前所述，鑒于現時豬群健康狀況普遍值得憂慮，對呼吸道、消化道敏感的病原是否可與豬群相處若干年？動物排泄物中的藥物原型及代謝物、有害金屬元素（尤其是銅、鋅、砷）對墊料中的微生物有何影響？動物排泄物累積到什么程度可能會對動物產生不良影響？我們的現場參觀人員看到的是大面積的“發酵床”豬舍還小群飼養標本？是剛養不久的新豬舍還是已經連續載畜多年的“發酵床”？是正常生產狀態的常態豬群還是臨時精心拼湊專供參觀的“示范群”？諸多疑慮似乎依然值得深思。

　　六、有益微生物與肉質改善

　　眾所周知，豬肉品質與眾多因素有關，發酵床與普通工藝飼養的豬肉品質有無本質差異是一個嚴肅的畜牧科研課題，直接關系到與食品安全法規的銜接。其測定應有*肉質測定機構設置嚴格的大樣本對比試驗按國際肉科技最新的更新版本（如ICMST55th-The Proceedings of 5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測定后方能定論。然而不少推廣“發酵床”的專家（其中不乏養豬界資深專家）均不約而同地提到，“由于豬群采食了墊料中的有益微生物，增加了蛋白質和氨基酸，使肉質顯著改善”。筆者認為，由于我國養豬業從業人員為數甚多，接受過正規系統專業教育者比例甚少，為了達到某種宣傳效果，非專業的市場推廣人員有時杜撰些動聽的故事尚可一笑了之。然而，以想當然的假設代替科學嚴謹判斷的言論出自專業人士甚至是資深專家之口，這不得不啟發我們需要跳出專業知識范疇以外，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七、動物行為特征、“墮性文化”與“懶漢思維”水乳相融

　　相信養豬業人士無一諱避，養豬是件臟累活，更是一件必須用心才能做好的工作。然而，不少豬場之所以沒能把豬養好，很重要的原因是從業人員受“墮性文化”支配，沒有根據基本的科學原理用心去設身處地為豬群考慮，從客觀布局到微觀管理都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某些“發酵床”工藝推廣者以“懶漢養豬法”的噱頭去迎合“墮性文化”的認同，可能是個值得反思的危險信號。事實上，筆者所見為數不多養在“發酵床”上仍屬基本健康的試驗豬群，其所投入的勞工數量約比傳統沖水豬舍多一倍左右，可見“發酵床”養豬與“懶漢養豬”并不能相提并論。何況，作為高等動物，豬群的糞尿排泄是個相當嚴格的動力定型行為，嚴格的定點排泄是群體共同遵守的規則。以“懶漢養豬”的思維方式去推動養豬工藝的改革之前，先學習點動物行為學常識可能是個必要程序。

　　八、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國內外政策與標準

　　解讀國家的“節能減排”政策，“節能減排”并非絕對的“不用不排”，而是倡導“可持續發展下的少用少排，主張少用傳統的石油化石類能源，多采用可再生能源”。從聯合國氣候變化部門公布的數據來看，全球有超過13.5%的溫室氣體來自農牧業生產，而且主要成分為優秀的新能源物質—甲烷（沼氣）。《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優先項目》就把沼氣這一項目作為重點。國家《2000-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要點》就提出沼氣利用在我國符合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發酵床”的使用雖然表面上短期內減輕了部分可視污染物質，但這種舍本求末的方法既不如通過采取營養配方優化、飼料加工工藝改良及有效的生物酶系的應用等手段來改善飼料轉化率降低排泄物污染成本劃算，也不如采取先清干糞后沖水的方法簡單，而且“發酵床”將甲烷等新能源物質在未加利用的前提下直接向大氣中排放，這是與國家的“節能減排”政策的誤解和對中國新能源發展規劃政策是相悖的。通過沼氣設備收集沼氣，利用沼氣發電供熱，既能同時降低大氣、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又能充分新能源再生利用，更關鍵的是在清潔發展機制(CDM)的國際政策下獲得具有法律保障的減排量的不菲收入。

　　九、結語

　　養豬的排污與環保是個嚴峻的命題,設身處地為豬考慮、為周圍環境考慮、為人類健康考慮是每位從業人員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然而，關乎到養豬工藝重大變革的“發酵床”養豬法與其說是環保措施，倒不如說是養豬工藝的系統工程更為準確。以豬為主體的工程變革如果沒有首先從養好豬的角度出發去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沒有真正從事養豬多學科研究的復合型專家隊伍去進行多系統的全方位的長期研究與生產實踐檢驗，要達到操作者預期的目的與效果可能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在養豬業內，養好豬的定義與標準至今依然存在各自釋義的階段，對“發酵床”養豬成功與失敗的評估就更多了許多不確定因素。此外，對養豬工藝改革充滿**的業內同仁，如能借鑒環保壓力居歐洲之首、養豬技術亦全球領先的荷蘭，在九十年代初對“發酵床”養豬工藝的探索成敗，可望會少走彎路，減少更大代價的付出。至于墊料來源與使用成本等非技術性問題相信實際操作者會有更具體的判斷。筆者對該項目若干不成熟乃至粗淺的疑慮與思考奉與同仁磋商，以祈業界同仁共同努力，在養豬工藝上作更多有益的探討，在減少污染的同時，又達到“多賣豬、早賣豬、賣好豬”的養豬目標。